蘇軾，一位才華橫溢的文人，他的詩詞歌賦流傳千古。然而，除了文學成就之外，他還是一位出色的官員。在10多個地方任職期間，他政績斐然，尤其是在杭州主持修筑的“蘇堤”，至今仍在發(fā)揮作用。鮮為人知的是，蘇軾還留下了一些保密故事。
在北宋時期，國家面臨著嚴峻的外部壓力。然而，當時北宋缺乏有效的國家保密機制，大量情報、物資、圖書資料流向外國，對內(nèi)政外交甚至軍事行動造成威脅。蘇軾在杭州任職和擔任禮部尚書時，通過一系列保密手段，有效減少了失泄密事件的發(fā)生。
在外事活動中注重保密
元祐四年（1089），蘇軾出任杭州知州。杭州東臨大海，優(yōu)越的地理位置使其在對外交往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，這里也成為高麗人活動的主要地區(qū)之一。蘇軾到任不久，就碰上一件棘手的高麗僧人請求進貢的案子。高麗僧人壽介等5人來杭，托詞是祭奠杭州僧人靜源，同時想通過獻金塔祝北宋太皇太后和皇帝長壽。由于高麗與宋朝官方往來已停滯多年，蘇軾對高麗僧人的來訪非常警惕。
在處理這起涉外事件時，蘇軾首先將他們安頓在承天寺，并選派職員、士兵共12人，妥善照管，但不許隨意出入。同時，蘇軾特別甄選了凈慧禪師思義，每日向高麗僧人講論佛法、詞辯之外，又令他步步跟蹤，完成監(jiān)察的任務。思義在次次談話中覺察出壽介此行的動機和經(jīng)過，并將其中的破綻報告給蘇軾。因事關(guān)兩國之間的交往，蘇軾在做好接待工作的基礎上，將相關(guān)情況與處理意見上奏朝廷，請旨施行。蘇軾的請求得到了皇帝的批準，最終，對獻金塔一事，蘇軾以地方官府的名義表示，州官沒有接到朝廷圣旨，高麗也沒有送來正式公文，因此難以呈報。不久，高麗僧人一行從泉州被遣送歸國。
重視對外貿(mào)易中的安全保密
元祐五年（1090），有商人向市舶司申請前往高麗經(jīng)商的公憑，卻借機前往北宋的“敵國”遼國走私交易。收到檢舉后，蘇軾便寫了《乞禁商旅過外國狀》，其中強調(diào)“因往高麗，遂通契丹，歲久跡熟，必為莫大之患”。此外，他觀察到隨著海外貿(mào)易的繁盛，銅錢、兵器、白蠟、鹽等重要戰(zhàn)略物資因走私大量外流的情況，于是從維護國家利益、加強國家安全的角度出發(fā)，引用《慶歷編敕》《熙寧編敕》的相關(guān)規(guī)定，向朝廷提出了對外貿(mào)易的整改措施。他要求加強商船貨物的檢驗手續(xù)，特別是商船出海必須有3人以上擔保不夾帶禁物，才可以發(fā)放公憑，同時還要對走私者落實懲罰機制，嚴肅法律處分。
從寧波博物院收藏的一份公憑（仿制件）可以看出，蘇軾提出的這些措施對保護國家秘密、維護國家安全起到很大作用。公憑由明州市舶司于北宋崇寧四年（1105）六月（即蘇軾提出對外貿(mào)易整改措施的15年后）頒給泉州商人李充，上面詳細記錄了商人應當遵守的法規(guī)、船員的組織結(jié)構(gòu)、艙內(nèi)貨物清單、運送目的地等，確保在外貿(mào)中沒有夾帶違禁物品。在圖籍流動、交易方面，北宋向來對遼國嚴格限制，但對高麗卻疏于防范，這使遼國獲取北宋情報有了可乘之機。蘇軾敏銳地認識到這將危害國家安全。元祐八年（1093），高麗人求購《冊府元龜》、歷代史等書籍，尚書省答應了高麗人的請求。時任禮部尚書的蘇軾極力勸止，并力陳利害得失。他認為這次高麗要的《冊府元龜》、歷代史與先帝拒絕給高麗的《太平御覽》是同類性質(zhì)的圖書，因此循先例也應該拒絕，“文書積于高麗，而流于北虜，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，為患至大”。也就是說，這些書極可能流入遼國，泄露地理險要，危害邊防。蘇軾特別強調(diào)，“河北榷場（北宋與遼、金、西夏接境處的互易市場），禁出文書，其法甚嚴……若高麗可與，即河北榷場之法亦可廢”。蘇軾指責相關(guān)官員不負責任，國家在河北設專門機構(gòu)禁止一些圖書流向遼國，而高麗的書完全可能流入遼國，不是等于廢了河北榷場的職責嗎？為了說服朝廷，蘇軾連續(xù)3次上奏，不惜得罪朝廷重臣甚至皇帝，可見其對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視。需要說明的是，蘇軾并不反對一般的文化交流，對高麗文化也不排斥，高麗文物多次出現(xiàn)在他的詩文作品中。
蘇軾認為，當時遼國與高麗在政治上關(guān)系緊密，如果使節(jié)入境不受嚴格監(jiān)控約束，商人走私泛濫以及放任重要圖籍輸出，宋朝的山川形勝、社會虛實等情報信息都會被遼國收集，對宋朝國家安全、經(jīng)濟和民生都有弊無利。蘇軾基于強烈憂患意識所體現(xiàn)的對國家的忠誠、坦蕩和超前的思考是十分珍貴的精神遺產(chǎn)。
